张卫国点点头。
他把酒壶里最后一点酒倒进刘禹锡的碗里，没有倒给自己。
他站起来，拍了拍袍子上的泥土。
炉膛里的火已经快要熄了，剩下一点炭红还亮着，像这个雪夜里唯一的心跳。
“使君，酒喝完了，老朽告辞。”
“老丈慢走，有空再来。”
“会来的。”
张卫国走出驿馆的门。
门前是白茫茫的月光，照得院子里那些破瓦烂砖都泛着银光。
他回头看了一眼，透过小窗看见刘禹锡又低下头，继续看那份没批完的户籍册。
油灯的豆火在他面前跳着，把影子投在背后的土墙上。
他往前走了几步，站在巷子口。
一个人站了好一会儿，把目光从驿馆的小窗上移开，抬手拢了拢被江风吹散的袍襟。
月亮还在，雪还没化。
屋里那个人还在一笔一划地批文书，他写完陋室铭，不是要跟谁赌气，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。
交代完了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
春汛来得毫无征兆。
和州地处长江下游，每年三四月间桃花水发，江水暴涨，漫过堤坝，淹了低处的田地和村落。
今年的春汛来得格外凶，连下了三天暴雨，江水猛涨，浑浊的浪头裹着泥沙、树枝和杂物往下游冲。
城外的堤坝被冲开一道十几丈宽的口子，水头一下子涌进农田，淹没了半人高的稻秧。
十几个沿江的村子一夜之间泡在水里，村民爬上屋顶等着救援。
张卫国从城南的住处跑到城墙上。
雨还很大，风卷着雨水打在脸上生疼。城墙下是一片汪洋，水面上漂着门板、木盆、稻草，还有被淹死的鸡和猪。
远处几个屋顶上挤满了人，有人在哭，有人在喊，但声音被雨声和江水声盖住了。
他看见刘禹锡了。
站在堤坝缺口的最前线，穿着一身短褐，裤腿卷到膝盖以上，光着脚踩在泥水里。
他没有撑伞，雨水直接从他的头发上往下淌，白发一丝一缕地贴着头皮。
他正在指挥民夫搬运沙袋和石块，一边指挥一边自己也扛。
六十岁的人了，扛着沙袋在泥水里一步一步走，他的脚步很沉，每一步都踩得很实。
有人要替他，他摆手——我不比你们金贵。
张卫国也下去了。
他不是来看的，他是来救人的。
他把药箱背到堤坝下面，开始给受伤的民夫包扎，有人被石头砸伤了脚，有人在泥水里泡了太久腿开始抽筋，有人扛沙袋扛得肩膀脱了臼。
一个个帮他们处理，然后用一块门板当担架，把伤势较重的人往城里送。
他没有跟刘禹锡说话，刘禹锡也没注意到他。
和州县令骑着马赶过来，看见刘禹锡的样子，连忙劝：
“使君，您先回城吧，下官在这里守着。”
刘禹锡转过头看了他一眼，县令把后半句话咽回去了。他继续扛沙袋。
缺口合龙的时候，张卫国站在堤坝下面，手里还拿着一条绷带。
刘禹锡从堤上下来，满身泥浆，头发乱成一团，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。
他在泥水里走得有些踉跄，但路过张卫国身边时看见了他手里的绷带，停下来拱了拱手：
“又见面了，今日太忙，改天请老丈喝酒。”
说完继续往前走，走了几步又回头补了一句：
“昨天傍晚，东街坊有个产妇血崩，听说是被一个会写字的老秀才救回来的也是老丈罢？”
“产妇怎么样了？”
“母子平安。”
他用力点了一下头。
然后继续往前走了，步子还是很快。
泥地上留下他一串踏得很深的脚印，雨水灌进去，转眼就满了。
张卫国目送他消失在坝下的人群里，把那条绷带挂在旁边的树杈上，又在泥水中站了很久。
雨停了，江水的流速开始放缓，堤坝的缺口已经合拢，民夫们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喘气。
他想起苏轼在徐州抗洪的那年，也是这样。
那一年黄河南决，徐州城被淹了大半，苏轼在城墙上坐了一个多月，浑身泥浆，喉咙都喊哑了。
张卫国也在那儿，给民夫煮姜汤、治冻疮、包伤口。
苏轼看见他，在城墙上回头对他笑了一下，喊了一声：
先生，咱们赢了。
现在这个人在和州，也赢了。
但张卫国没有走过去相认。
他只是把那个当年烧姜汤的老头重新藏回和州卖字老秀才的身体里。
汛情缓解之后，刘禹锡带着民夫们重修了堤坝，亲自督工，从头到尾没回过驿馆。
张卫国在工地上给人看伤，听说三天前李通判因为贪赃，被朝廷下来的人带走了。
那个消息是临近收工的时候传来的。
有个衙役从城里跑过来，气喘吁吁地告诉刘禹锡：
李府被围了，账簿翻出来好几箱，李通判本人已经被押往滁州受审。
刘禹锡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手里正搬着一块石头。
他把石头搬到堤坝的缺口处放好，拍了拍手上的泥。
然后继续搬下一块。张卫国在离他十来步远的地方给人绑夹板，有些意外地听见一个挑土的民夫在旁边小声嘀咕：
“这下官舍空出来了罢。”
另一个扶锹的老农接话：
“那刘使君该搬回去住了。”
刘禹锡自己也听见了。
他双手一撑站直腰，对那几个民夫摆了摆手。
“修堤。”
修堤。
堤坝还没修完，春汛还会再来。他不在乎官舍。
堤坝修好的那天是个晴天。
太阳出来了，照在江面上，波光粼粼。
刘禹锡站在堤坝上，看江水从闸口下安静地流过，没有漫出来。
他看了一会儿，对身边的人说：
“去把最近几个月的灾民名册拿来，老弱无依的，免赋三年。”
张卫国把药箱收好，转身往城南走。
他经过那间搬空了李通判家当的朱红大门，没有停。
官舍空了还是官舍，那人不在乎。
他只在乎堤坝、名册、赋税、产妇，和那些被淹了庄稼的老农。
秋天，调令又到了。
这回是调回长安，不是贬，不是平调，是召回。
刘禹锡接到调令的时候坐在驿馆里，面前是那张旧案。
他把调令放在案上看了很久，然后把案角那盏油灯挪到另一边，铺开纸开始写。